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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通讯方法是什么?

澳门银娱官网 | 发布时2019-07-26 00:37 | 文字大小:【】【】【】 |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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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古代社会里,人们很早就使用通信的方法来互相联系了。根据古书记载和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来推断,我们的祖先在没有发明文字和使用交通工具之前,就已经能够互相通信了。当时人们通信,很可能是采取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我国云南省境内,有些少数民族中的个别部落,在解放前还停滞在原始公社阶段。他们没有文字,也没有交通工具,可是却有原始的通信方法:例如景颇族有些部落,人们把辣椒送给朋友,表示自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载瓦族的青年人把一片叫做“得郎”的树叶送给他的女朋友,表示请她去赴约会;在佤〔wǎ〕族中,如果送的是火药或铅弹,是表示要打仗了,如果送的是一块结晶的方盐,中间钻个小孔,那就是困难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意思。从这几个例子里,我们不难想象古代人们是怎样用以物示意的方法来互相通信的。

  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是一种很原始的方法。后来,人们的来往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就开始出现了有组织的通信方法。

  根据古史记载,在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周朝幽王时期就有了利用烽火传递信息的方法。据说在边疆及通达边疆的道路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烽火台里装满柴草,遇到敌人入侵时,便一个接一个地点起烽火报警。各路诸侯见到烽火,就会派兵前来援助,共同抵抗敌人。

  长得很美,可是总不爱笑。有一天,周幽王为了逗她发笑,就无缘无故地下令点起烽火。各路诸侯看到警号,都纷纷带兵赶到。结果自然是白跑一趟,上了大当,什么动静也没有。这么一来,果然把褒姒逗笑了。可是后来到了真有敌兵入侵的时候,各路诸侯看到烽火,都不再相信了,因而谁也不派兵来救。周幽王因为得不到各路诸侯的援助,抵抗不了敌人的进攻,不但自己被杀,西周王朝也因此灭亡。这个故事表明了有组织的通信方法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

  中国历代王朝,利用这种烽火报警的方法来传递军事情报,相沿很久。从后来发掘出来的“汉简”①可以知道:在两汉时代,从河西四郡(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直到盐泽(今新疆东部罗布泊),都有烽火台设置,而且规模很大,据说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这些烽火台由各地地方官吏管辖。在地方最高长官太守以下,还设有不同等级的管理烽火台的官吏,如都尉、鄣尉、候官、候长、燧长等②;各台还按照远近大小,分别配置若干兵卒。举放烽火的方法,昼夜不同,白天举烟,夜晚放火。此外,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来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例如敌人在五百以下的放一道烽火,五百以上的放两道烽火,等等。这种有组织的通信方法,对防守边疆、抵御敌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这种通信方法,直到明、清时代,许多地方还在使用。例如山东省的烟台市,就是因为明朝在那里设置狼烟台,防止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用烽火传递军情,固然很快,但它不能把详细的敌情从边境传达上来,更不能把上面的命令传达下去。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还形成了传送官府文书的更严密的邮驿〔yì〕制度,和烽火配合使用。

  周朝时期,诸侯都自成一个国家。他们为政治、军事上的需要,都在大道上经常设有驿马和邮车,往返传送官府文书。春秋时代的孔子就曾说过:“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他所提倡的道德学说,会比邮驿传送命令传播得更快。可见那时邮驿通信不仅已相当完备,而且速度也相当高了。

  古书《左传》上有这样一个故事:秦国(在今陕西一带)和晋国(在今山西南部一带)图谋联合进攻郑国(在今河南郑州一带)。郑国是一个小国,处于秦晋两个大国的势力威胁之下,处境危急,为瓦解敌军进犯,郑国便派使者到秦军营建议:“秦郑之间隔着一个晋国,灭亡郑国,只有利于晋,而不利于秦。不如秦郑结盟,将来秦国使者到东边来,郑国还可以做秦国的东道主。”秦国认为有理,即罢兵,并派杞〔qǐ〕子、逢孙、杨孙三人驻守郑国。郑国为了表示和好,将郑国国都北门的钥匙交给三个使者管理。那知杞子等却向秦密报说,他们已掌握了郑国北门,请派兵偷袭郑国。可是当秦国派往偷袭郑国的军队走到滑国(在今河南洛阳东面)地方的时候,便被郑国商人弦高发觉。弦高感到祖国危在旦夕,便一面假装成郑国特派使者,用他贩运的十二只牛,去犒〔kào〕劳秦兵,暗示郑国早已得到消息,有了准备;一面急忙利用通往郑国的邮驿,星夜给国内报信。郑国得到这个消息,立即严密戒备。秦兵发现郑国已经作好应战准备,只得停止前进,顺便灭掉滑国而回。可见当时的邮驿制度是有很大作用的。

  邮驿通信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逐渐完备起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修筑驰道,“车同轨”,“书同文”①,更促进了邮驿通信的发展。到了唐朝,这种制度更是盛极一时。唐朝的邮驿,分陆驿、水驿和水陆兼办三种,共有一千六百多处,其中水驿二百六十多处,水陆兼办的也有八十多处。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如陆驿规定马每天走七十里,驴五十里,车三十里。各级官吏使用车马多少,也有一定限制。不按规定办事的要受到处分。遇有紧急事情,驿马一天能跑三百里以上。诗人岑〔cén〕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诗中,描绘邮驿速度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lǒng〕山头。”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一带)起兵反对唐朝,当时唐明皇(即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今陕西临潼县境),离范阳有好几千里路,可是很快就接到了这个消息。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元朝时期,由于军事活动范围的扩大,通信事业就更加发展了。那时仅在中国境内,就设有驿站一千四百九十六处。元朝将驿馆音译为“站赤”,所以后来通称邮驿为驿站。

  有一个在元朝做官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所著《马可·波罗行纪》这部书里,曾提到元朝每二十五里必设一处驿站。每个驿站都有宏大华丽的房屋,内备床铺,被褥皆以绸缎制成,住宿时所需物品,无不俱全,专为钦使来往休息之用。他

  说,即使国王来住,也必定觉得非常舒适。他还说,这样大的驿站,足有一万多处,驿马共有三十万匹。马可·波罗的描写,可能有些夸大,但元朝驿站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另外元朝还沿袭宋朝的办法,在各州县广泛设置“急递铺”。这种急递铺是专门传递官府的紧急公文的,有点象现在的军邮,全国估计约有两万处。每铺有几个铺丁,日夜不停地递送文件。这些铺丁腰里挂着铃铛,手里拿着枪,夜间还要拿着火把。他们走到路狭地方,就用力振铃,叫路上车马行人让路。在快到下一个急递铺时,也在很远地方振铃,下铺一闻铃声,即作好准备,接递文书,继续前进。这样,一铺接一铺不停地传递,一昼夜规定要走四百里。

  明朝驿站,基本上沿袭旧制。清朝中叶以后,近代邮政逐渐发展起来,代替了古老的驿站制度。

  两千多年来的邮驿通信,虽然在边防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广大人民却是个沉重的负担。例如,唐明皇为了让他的宠妃杨贵妃吃到新鲜荔〔lì〕枝,就为她从长安(今西安)到四川涪陵专设了一路邮驿,昼夜飞驰,运输新鲜荔枝。唐朝诗人杜牧所写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两句有名的诗句,就是对这件事的讽刺。又如清朝康熙年间,贵州巡抚①佟〔tóng〕凤彩就曾上书皇帝,诉说贵州地区驿站的痛苦情况。他说,天下最苦最累的莫过于驿站,而驿站最险最远的又莫甚于贵州。夫抬一站,势必足破肩穿,马走一站,也必蹄瘸〔qué〕脊烂。甚至苗民被逼得不能种地织布,死的死,逃的逃,流离失所的一天比一天多。其实,历史上各个朝代的邮驿通信都普遍有这种现象,这不过是两个典型例子而已。

  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送官府文书,除了宋朝还准许高官显宦附寄家信之外,一般都不准附寄私人信件。既然这样,私人如遇有紧急事情,需要通信,地主、富商还可以派家丁或雇脚夫远道传书;一般老百姓只有托人捎带,不但辗转传递,缓不济急,而且往往延误或遗失。我国古书中记载了许多“鸿雁传书”一类的故事,古代人民通信的困难,可以想见。后来,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人们的往来频繁,出外经商的、做工的,以及在战乱年代被迫出征的战士和远离家乡逃荒避难的人们,都需要和家乡亲友通信。特别是各地商人,为了互相交流商情、商谈贸易、寄递帐单等,更迫切需要通信。于是民间传递信件的业务就应时而起。大约在唐朝的时候,长安、洛阳之间,就有了主要为民间商人服务的“驿驴”。当时还有一种叫做“飞钱”的办法,就是各地商人把在长安贩卖货物所得的钱,存入各地方官府驻长安的机构,再凭收据到各地方的官府如数取钱。这实际上就是汇兑业务的萌芽。当时还发行了一种叫做“邸〔dǐ〕报”的手抄或木刻报纸,通过邮驿传到各地,好象现在的报刊发行一样。到了明朝,就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件的民信局。西南各省的民信局有的叫作“麻乡约”,相传起源是这样的: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农民,由于想念家乡,相约每年推同乡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产和信件,后来就形成专业的民信局。

  民信局开始出现于沿海沿江通商方便的城市,以后逐渐发展到内地,直到东北和西北各省。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公元1821至1874年)是民信局发展最盛的时期,当时全国大小信局总共有几千家。自从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五口通商条约以后,上海商业和交通畸〔jī〕形发展,各民信局便纷纷扩大组织,在上海设立总号,在各地商埠设立分号、联号或代理店。规模小的民信局,就联合起来营业。这样,在全国各商埠和交通较方便的大市镇联成了一个稀疏的民间通信网。

  民信局是一种商业组织,由东家(俗称老板)出资,雇用店员经营。因为它是以谋利为主要目的的,所以凡是能够获利较多的地方,各民信局就争设机构和路班,无利可图的偏僻地区就无人注意。民信局的服务对象也主要是商人。为了招揽业务,各民信局还给他们的主顾以种种便利。例如:在晚间商店结帐后,派人到各商店,登门收揽邮件和汇款。长年主顾还可以记帐总付信资,甚至还可以打折扣。

  从很早的时候起,广东、福建等省沿海地区的贫苦人民,到海外谋生的很多。还有一些人,是被帝国主义强盗骗到外国去作苦工的。这些旅居国外的侨胞,和他们的家属通信,或者把千辛万苦挣得的一些零星银钱寄回家里,起先都是托人捎带,很不方便。后来,广东和福建有些民信局就向海外发展业务,组织了“侨批局”,专门办理旅外侨胞的通信和汇兑业务。因为福建方言把“信”叫做“批”,把华侨汇款附寄的信叫做“侨批”,所以把这种寄递华侨信件和汇款的机构叫做“侨批局”。侨批局除在国内出国华侨较多的城镇开设外,还在国外设立分号。据1930年统计,全国登记的侨批局共有一百八十家,所属国内外分号共七百多家。到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还有侨批局一百多家,国内外分号共一千多家。它们对便利海外华侨寄信汇款和与祖国联系起了积极作用,受到了海外广大侨胞的欢迎;本身也获得丰厚的利润。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并没有设法对中国官办的驿站和民办的民信局以及侨批局加以改革,而是一任侵略者侵夺我国的邮权。民信局和侨批局虽然遭到侵略势力的打击和摧残,但是由于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还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没有被扼杀。后来,由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创办海关邮政,利用其亦官亦洋的特殊权利,对民信局采取登记办法,强令民信局接受海关邮政领导,限制民信局向轮船交运邮件,提高民信局交寄邮件总包费用,遭到民信局联合罢业反抗。赫德乃改用另一套办法,将海关邮政国内平信资费由四分降为一分,本埠平信由四分降为半分。以资本主义竞争手段,将民信局打击得一败涂地。甚至在辛亥革命后,官办邮政还仿照民信局信件随到随投的优点,强迫官邮信差,实行每日由四次改为八次、十次、十二次的投递制度,即使引起信差大罢工,也在所不惜。直到1935年,在反动政府勒令限期结束的高压政策之下,民信局才被迫停办。

  ① 在造纸技术还没有发明以前,古人用竹片或木片作为书写材料。这种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通称为简。古书《诗经》记述殷末周初文王西征的诗中已有“简书”名称。汉代的竹筒就叫汉简。

  ② 汉时河西四郡,把守边境重要关口的武将称为都尉;把守一处小城的武官称为鄣尉;管理边境侦察敌情的武官称为候官;管理一个烽墩即一个侦察中心点的称为候长;最基层的侦察哨长称为燧长。燧长通常管有三至三十个戍卒。

  ① “轨”就是两轮之间相距的度数。战国时,车轨的宽狭不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规定车轨一律六尺宽。同时秦始皇又废除了原来的文字,改用一套叫做“小篆”的新文字,把全国的文字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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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是我国古代用以传递边疆军事情报的一种通信方法,始于商周,延至明清,相习几千年之久,其中尤以汉代的烽火组织规模为大。在边防军事要塞或交通要冲的高处,每隔一定距离建筑一高台,俗称烽火台,亦称烽燧、墩堠、烟墩等。高台上有驻军守候,发现敌人入侵,白天燃烧柴草以“燔烟”报警,夜间燃烧薪柴以“举烽”(火光)报警。一台燃起烽烟,邻台见之也相继举火,逐台传递,须臾千里,以达到报告敌情、调兵遣将、求得援兵、克敌制胜的目的。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为了讨得美人欢心而随意点燃烽火,最终导致亡国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匈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有关“鸿雁传书”,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故事。唐朝薛平贵远征在外,妻子王宝钏苦守寒窑数十年矢志不移。有一天,王宝钏正在野外挖野菜,忽然听到空中有鸿雁的叫声,勾起她对丈夫的思念。动情之中,她请求鸿雁代为传书给远征在外的薛平贵,但是荒郊野地哪里去寻笔墨?情急之下,她便撕下罗裙,咬破指尖,用血和泪写下了一封思念夫君、盼望夫妻早日团圆的书信,让鸿雁捎去。

  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信鸽主要被用于军事通信的目的。譬如在公元1128年,南宋大将张浚视察部下曲端的军队。张浚来到军营后,竟见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他非常惊奇,要曲端把他的部队召集到眼前。曲端闻言,立即把自己统帅的五个军的花名册递给张浚,请他随便点看哪一军。张浚指着花名册说:“我要在这里看看你的第一军。”曲端领命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笼子放出了一只鸽子,顷刻间,第一军全体将士全副武装,飞速赶到。张浚大为震惊,又说:“我要看你全部的军队。”曲端又开笼放出四只鸽子,很快,其余的四军也火速赶到。面对整齐地集合在眼前的部队,张浚大喜,对曲端更是一番夸奖。其实,曲端放出的五只鸽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信鸽,它们身上早就被绑上了调兵的文书,一旦从笼中放出,立即飞到指点的地点,把调兵的文书送到相应的部队手中。

  物流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历史由古至今,谈到古代的物流不免要提及到驿站。驿站简单讲是古代接待传递公文的差役和来访官员途中休息、换马的处所,以后功能逐步有所扩展,最后被新生事物取代。辽宁地区出现文字记载的驿站是在唐朝。宋代人著的《五经总要》中曾提到过唐代的营州道上所设的驿站:“因受(今朝阳市)东百八十里,九递至燕郡城(今义县),自燕郡城东行,经汝罗守捉(今北镇),渡辽河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今辽阳市)约五百里”。这里所说的九递十七驿虽无具体站名,但可以知道唐代驿站的设置已经达到了辽东。到了辽代,中京大定府至东京辽阳府之间设置了驿站,有十四处驿馆。到金代时,则在上京会宁府至燕京之间,沿辽西傍海道设置了驿站。为了适应军事需要,加强通信联络,金效仿宋王朝在辽宁地区建有的递铺。递铺一般建在有驻军的主要交通线附近,好像一个方形的小堡,四角插着黑旗。铺与铺之间的距离一般在十里左右,每部有四人,管理非常严密,具有军事性质。这时的递铺和驿站归朝廷统属兵部领导。驿站按照朝廷所规定的标准供应给过往官员的食宿和车马。

  到了元王朝,由于疆域辽阔,发展交通,强化了驿站制度,这也成为它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这时驿站也叫“站赤”,实际“站赤”是蒙古语驿站的译音。

  到了明代除开通沈阳至旅顺的驿站外,在其它干线道路上均设置了驿站。这与元代只在两条大干线上设驿站是不同的。在明代还设立了递运所,这些独立与驿站,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预付国家的军需、贡赋和赏赐之物。由各地卫所管理。递运所开始设于洪武元年(公元1376年),它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组织。明代陆路运输,基本上是采取定点和接力的方法。因此,递运所除担负驻地指定运输路线的任务外,还要做好海、河运输的集散工作。

  清顺治帝入关后,建都于北京,称原来的都城盛京为留都。盛京在全国仍然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盛京驿站也与其他省不同。驿站分驿、站、铺三部分。驿站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盛京驿站基本上是沿袭明代驿站设置,,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根据交通状况而定。铺递用以传递公文。凡州县往来公文,都由铺递传送。盛京的铺递遍布全区。

  驿站使用的凭证是勘合和火牌。凡需要向驿站要车、马、人夫运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邮符”,官府使用时凭勘合;兵部使用时凭火牌。使用“邮符”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对过境有特定任务的,派兵保护。马递公文,都加兵部火票,令沿途各驿站的接递如果要从外到达京城或者外部之间相互传递的,就要填写连排单。公文限“马上飞递”的需要日行三百里。紧急公文则标明四百里、或者五百里、六百里字样,按要求时限送到。但不得滥填这种字样。驿站管理至清代已臻于完善,并且管理极严,违反规定,均要治罪。到了清代末期由于有文报局的设立开始与驿站相辅而行,继而废除了驿站,同时有文报局专司其事,以后又设邮政,而文报局也逐渐废止。

  驿站在我国古代运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讯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驿站担负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我国古代驿站各朝代虽形式有别,名称有异,但是组织严密,等级分明,手续完备是相近的。封建君主是依靠这些驿站维持着信息采集、指令发布与反馈,以达到封建统治控制目标的实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局限,其速度与数量与今无法相比,但就其组织的严密程度,运输信息系统的覆盖水平也不亚于现代通讯运输。可以说那时的成就也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础的一部分。驿站与当今的邮政系统、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货物中转站、物流中心等等,是否有异曲同工之美?

  从沈阳市的历史发展来看,它就是由古代驿站起家,逐步进化到当代这样一个大都市,我们不能忘记千余年的历史,在我们的身里身外到处有着古人的印记,要善于发现和挖掘古代的优秀遗产,传承文明,扬长避短,为弘扬优良历史,开拓新世纪,多下苦功夫,赢得社会的新的与日冰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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